目前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警戒線，從社會階層來看，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
現代化對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以犧牲平等為代價，在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也伴隨著眾多的社會危機，使人們不得不同時經受“現代化痛楚”的煎熬。這種局面若不加以控制，必然阻礙經濟發展，動搖社會穩定，改革的步伐將延緩甚至終止。
舒爾茨創立了“窮人經濟學”，在舒爾茨看來，窮人在進行行為選擇時的基本觀念與城里人并沒有什么區別，造成窮人貧窮的絕不是他們的觀念落后，而在于欠發達國家對農業部門的制度性歧視所造成的。
收入水平在提高，積攢的財富反而縮水了；工作越來越忙碌，財富差距反而擴大了；理財渠道越來越多，個人收益反而下降了。面對上漲的物價和居高的房價，廣大中低收入者感到手頭的錢不禁花，家里的開支與消費的底氣難成正比。財富焦慮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
增收不易攢錢很難，生活需求水漲船高，掙錢的速度趕不上花錢的速度，人們的“腰包”縮水，開始焦慮自己的財富能否抵抗風險。所謂財富焦慮，是消費時代催生的一種情緒失衡，也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體制機制變革、思想觀念變化過程中的一種心理緊張。有很多人把中國現在的時期稱之為“社會失范”的年代，原先的社會保障“安全網”被打破，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的市場化變革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拼家世”、“拼關系”、“拼資源”等不公正現象屢禁不止，由此帶給人們身心的震蕩和沖擊、失落及無序加劇了人們的焦慮情結。事實上，在當下的中國，焦慮已經遠遠超出財富的范疇，也已不再是簡單的心理問題，而是已經泛化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已經演化成為當下中國的社會病。
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中國貧富差距的現實就那么凌厲，金字塔尖的極少數人占據了絕大多數的財富，絕大多數人淪為金字塔的底層，理想的橄欖型社會并未出現。目前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警戒線，從社會階層來看，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偟膩碚f，這一現象即“幸福-收入之謎”：當國家變得更富有時，人們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導致帕累托無效的配置結果。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分配問題叢生的因素很多，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體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完善等都是不可回避的因素。近年來，為消除貧富差距，政府做了不懈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情況并未改觀。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使少數富人急需為自己的資金找到保值增值的途徑，過多投資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導致市場中的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流動性過剩成了當前經濟中的突出問題，亦導致富人和窮人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現代化對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以犧牲平等為代價，在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也伴隨著眾多的社會危機，使人們不得不同時經受“現代化痛楚”的煎熬。這種局面若不加以控制，必然阻礙經濟發展，動搖社會穩定，改革的步伐將延緩甚至終止。增長或發展的成果如何惠及所有的人們，尤其是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如何形成？舒爾茨創立了“窮人經濟學”，在舒爾茨看來，窮人在進行行為選擇時的基本觀念與城里人并沒有什么區別，造成窮人貧窮的絕不是他們的觀念落后，而在于欠發達國家對農業部門的制度性歧視所造成的。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的減震器、安全網和內在穩定器，公共財政應為國民提供均等的致富機會，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充滿活力。因此，面對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政府應當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加大對社會保障、福利設施建設支出，完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對中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供需平衡，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目前應當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事情：一是盡可能地實現充分就業，讓任何一位愿意參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齡合適的社會成員都應當獲得一份有經濟報酬的職位。二是大力推進社會保障的建設，確保每個人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終止“馬太效應”的負面影響。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