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李克強同“杰青”基金獲得者代表座談時指出：中國要從過去依靠“人口紅利”的發展模式向依靠“人才紅利”的發展模式轉變。人才是中國經濟實現成功轉型的關鍵，經濟要保持中高速發展，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這需要人才作支撐，需要充分激發人才紅利，經濟轉向才會成功。
中國在2011年的人才指數僅排名全球第33位，這一指數有望在2015年提升至全球第31位。這說明我國“人才紅利”的潛能是比較大的。
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這個潛能，筆者認為，有三個主要群體是不容忽視的：一是大學生，從2003年至2014年，12年間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累計接近1億人，2014年高校應屆畢業生達到727萬人，這一群體合理培養，將會成為我國高層次的科技創新人才的主力軍；二是海外人才，從1978年到2013年年底，中國共送出310.51萬留學生，留學人員年均增長28.2%，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留學生輸出國。到2013年年底，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留學生、移民這個海外群體是我國引進國際性科技人才的重要渠道；三是新生代農民工，這一代農民工較老一代而言，受教育程度高，見識面廣，接受新鮮事物快，有較高職業期望，是新技術工人的重要潛在資源。
怎樣激發這三大群體的“人才紅利”？我認為，需從“培、引、流、轉”四個維度著手。
培：注重與市場需求相對接，培養多樣化人才
對于高校大學生，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與市場人才需求嚴重脫節，這是由于我國高校在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層次上，還存在著人才培養模式單一、千校一面的同質化問題；在人才培養觀念上還存在著重知識傳授、輕創新能力培養問題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借鑒美國、英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高校培養模式。如美國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和重視學生創造力的培養，提倡高等教育同產業界的協作與交流，用人單位的要求和建議以及對高校的整體評價等，能通過報刊、基金會和政府部門等各種渠道與途徑反饋到高校，高校則根據這些反饋信息不斷調整其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這很好地促使了高等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緊密對接。英國的一些高校聘請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一線優秀的高級職員作為學校的特聘教授或者特聘講師，共同參與課程的設計與研發，同時高校通過自身擁有的資源加強與周邊企業的合作，共同培養學生。這兩個國家高校人才培養各有亮點，也有共同點：高等學校人才的培養與市場需求實現了很好地對接。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怎樣通過職業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使他們從農民工順利轉型為新產業所需的技術工人和專業技術人才，應是現在職業培訓的重點。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在德國，在行業協會等主管部門的監督下，企業與學校共同承擔高等職業教育，分別負有明確的責任，為各個行業培養輸送專業人才。任何一個普通高中畢業的學生都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并到招收學生的企業報名，錄取后與企業簽訂培訓合同，學制3年，學習形式為3個月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3個月在企業學習實際操作技能和知識。大型企業建立自己的培訓中心，用最現代化的設備、教學設施和手段對學生（包括企業職工）進行專業技能培訓。與小企業簽訂合同的學生到跨企業培訓中心接受培訓。跨企業培訓中心是由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小型企業通過法律合同聯合建立的培訓中心。學生在這些培訓中心，從最簡單的鉗工基本功訓練到學會操作使用現代化數控機床、計算機控制設備等，接受既非常嚴格規范而又系統科學的職業訓練。另外，為加強培養高學歷專業人才，德國各州聯合決定，允許未上過大學的熟練工人進入高校學習。德國的這種“雙元制”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德國日后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引：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人才制度，引進國際性人才
美國之所以雄踞世界經濟領頭羊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至今仍未有衰退的跡象，與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奉行人才引進戰略，利用靈活多樣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等從世界各地網羅人才密切相關。并通過教育事業和經濟發展相互促進，形成“吸引——發展——再吸引——再發展”的良性循環，建立起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才庫。為爭奪人才，從2000年開始，德國結束了長達25年幾乎不招外籍工人的歷史，在全球范圍內挖掘人才。英國則放寬對高級人才及其家屬永久性居留權許可證條件，爭奪世界高科技人才為本國服務。由此可以看出，人才爭奪戰已經在世界上比較發達的國家展開。他們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靈活的人才機制為基礎，在人才爭奪中居于領先地位，成為人才爭奪的直接受益者。
中國要發展，同樣需要一批具有很好的國際視野同時又有很好的文化基礎的人來推動。擁有那么多優秀海外人才的中國。當然，也可以學習海外國家，出臺一些引進海外（不僅是海歸人才）人才政策，充分發揮海外人才的才能，真正獲取較為豐厚的國際人才紅利。因而必須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人才制度。一方面，要順應人才聚集于此、發展于此、成功于此的普遍需求，建立具有全球發展視野、突出公正平等價值、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強調市場配置作用、促進人才全面發展等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為吸引、集聚、造就世界一流人才預留接口。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凸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優勢的人才制度。以最低的門檻和成本，實現最符合人才自身意愿的流動，并在此基礎上用最短的時間實現最佳的配置，使人才得到最快的成長和最充分的發展，獲得最合理的收益，價值得到最大的體現，作出最大的貢獻。
流：完善人才流動機制，引導人才資源的合理流動
人才只有合理流動，才能有效解決人才供求矛盾，優化人才結構，促進人才使用社會化，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力。一個人只有在適合的工作崗位上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華，而人才流動是個人尋找適合工作崗位、企業尋找合適人才的一條重要途徑，有利于人才資源的最佳配置。
目前制約人才流動的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來自體制方面的障礙，地方、行業、部門或單位之間仍存在體制壁壘。除了體制性障礙，阻礙人才流動的因素還有制度性、政策性原因，主要表現在由于戶籍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社會保險等涉及身份管理的制度體系的約束。另外，對人才流動的法律規范尚不完善，目前人才流動的有關規范主要為部門立法，因而法律位階較低，且立法程序具有封閉性，不能滿足人才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的需要，不適應建立統一規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客觀要求。
要使人才合理流動，充分挖掘人才紅利，需有一個機會均等、競爭公平、制度健全、補償透明的人才流動環境。因而，在體制機制層面，需在國家政策宏觀調節下，按照市場規律，以利益驅動為前提，通過建立完善人才流動的競爭機制、激勵機制、柔性流動機制等方式，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效益理論來引導人才資源的合理流動，逐步解決人才供需矛盾。在制度層面，需通過法律建立人才產權制度、解除人才流動的戶籍限制、破除人才流動中的身份限制等，使人才資源在更廣闊領域里優化配置。
轉：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為創造人才紅利打下基礎優勢
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及發展方式轉變，是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提升的基礎，也即要從依靠人口數量、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紅利”，轉向依靠人口質量、依靠科技創新能力的“紅利”，經濟發展必須轉型升級，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只有人才發展與經濟結構調整達到良性互動，才能有效地創造人才紅利。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還比較大，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任重道遠。只有當知識密集型產業比重不斷提高后，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角色得以改變，市場上需要的人才結構發生大幅度的變化，以白領崗位為訴求的中高端人才的勞動力價值才能水漲船高，創造人才紅利的空間才會更大。
經濟轉型升級主要有三條路徑：一是高科技含量的新興產業部門、業態不斷替代低科技含量的傳統產業部門、業態，這個過程中會創造大量科學研究和創新創業型人才適合的崗位；二是走出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微笑曲線的兩端攀升，這個過程會創造大量研發設計和營銷管理人才適合的崗位；三是改造提升制造環節，用精細化生產和流程優化提升加工制造的硬度，這個過程會創造大量的工程師和技能型人才適合的崗位。這三條路徑，無論走哪一條，都需要與人才發展達到一個良性互動，不然轉型升級難以成功，人才紅利也難以激發。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