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講）
【黨史故事】"文化大革命"
背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的社會歷史原因。從國際上看，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帝國主義長期敵視、封鎖，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蘇聯在中蘇關系惡化后也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從國內看，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的認識，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長期革命戰爭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階級斗爭，把只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斗爭。但是由于“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累積發展，很多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內亂。
過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黨內混進了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政權變為資產階級政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錯誤的批判。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并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此后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
1967年1月，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很快發展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內戰”的嚴重局面。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串連”，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于癱瘓。
1967年2月前后，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
1968年10月，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系統化、合法化。
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1972年，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批叛極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顯起色。
1973年8月，中共十大繼續肯定九大的“左”傾錯誤路線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選黨中央副主席，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企圖全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1975年初，四屆人大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使身處動亂之中的廣大干部群眾看到了希望。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影響： “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損失最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文革時期，雖然我國國民經濟出現較大起伏，但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國防科技和工業、交通運輸線、輸油管路等國家基礎設施取得了不少成績。
